“帮信罪”全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一、帮信罪常见行为类型帮信罪的行为类型多种多样，立法者对该罪的不法行为采取的是不完全列举方式。根据司法实践，帮信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涉“两卡”型、提供软件工具型、引流推广型。（一）涉“两卡”型帮信“两卡”型帮信是帮信罪中占比最高的一类，涉“两卡”案件占全部帮信犯罪案件的80%左右。“两卡”是手机卡和信用卡的统称，常见的银行卡、非银行支付账户（如实名的微信、支付宝账户）以及手机卡、流量卡都包含在内。犯罪分子需要大量的银行卡来接收转移诈骗资金、规避监管，也需要通过拨打电话与被害人联系，由此就催生了涉“两卡”型的帮信。而涉“两卡”型的帮信根据具体行为模式又可以分为单纯供卡型的帮信和支付结算型帮信。前者是指出借、出租、出售自己的“两卡”，交由实施网络犯罪的行为人使用，后者是指提供银行卡后又实施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行为，或者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1.单纯供卡型帮信以我办理的陈某帮信案为例，当事人陈某听朋友詹某称其需要购买一些银行卡，卖卡的卡主可以一张卡拿 3000元，陈某介绍一张卡可以拿 500元。陈某就从其他人那里收购 5 张银行卡，卡上粘着卡主的电话卡，写着银行卡密码。陈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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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熟悉的“主场优势”逐渐远去长期以来，民事执行领域深受“执行难”顽疾困扰，其症结之一在于执行权的配置过度下沉与地方化倾向。2025年，全国法院通过提级执行、指令执行等方式交叉执行案件26.8万件，到位金额845.6亿元；两年累计数据更显示，近50万件案件通过交叉执行累计到位金额达1668.82亿元。这一组宏观数据背后，不仅是执行到位率的提升，更是最高法通过执行管辖权转移重构执行权力版图的制度信号。对于执行律师而言，交叉执行打破了传统主场优势的壁垒。以往依赖地缘关系、熟人网络的执业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在新的司法生态下，律师必须从单纯的“关系协调者”转型为精通程序规则、擅长跨区域资源整合的“法律工程师”。一、破除地方保护的尚方宝剑：如何精准触发交叉执行 在很多疑难执行案件中，“地方保护主义”就像一堵看不见的墙。被执行人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或有复杂背景，导致原执行法院在查封、扣押时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交叉执行就是最高法为了打破这层壁垒量身定制的破局之钥。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的某矿业公司系列案为例。该案涉及多达60余家民营企业的56件执行积案，标的额超2.5亿元。因为被执行人是当地体量庞大的重点企业，前期执行陷入了死循环：企业被多头查封导致物料库大门贴满封条，法定代表人被限高数十次，彻底丧失偿债能力，债权人大量民营企业拿不到钱，矛盾激化。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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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3日，中共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委员会、卓建律师事务所公益与社会责任委员会组织陈林煦律师、王静律师走进福田区福田街道兴融社区公园，开展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公益普法活动。 活动现场，两位律师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重点围绕商事贸易、商标、专利、著作权保护、侵权认定与维权路径等热点问题进行专业解答，用扎实的法律专业能力回应群众需求。卓建律师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公益，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法治力量守护创新创造，传递律所公益温度与法治担当。 来源|陈林煦审核|品宣部编辑|卓小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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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3日，卓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卓建所”）成功举办《“政策等待期”跨境电商四大业务架构及卖家如何取舍》为主题的卓建论道专题讲座，卓建所合伙人、卓建全国海关委副主任、跨境电商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肖燕律师担任主讲人，数十位卓建律师、多个出口跨境电商行业从业人员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参与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由卓建所合伙人、跨境电商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琳律师主持。陈琳律师向大家隆重介绍主讲人肖燕律师及讲座背景。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及税务总局配套文件实施，平台经营数据与税务机关直连，出口跨境电商长期存在的店铺公司买单出口、零申报、无报关记录、收入分拆等问题集中凸显。面对出口跨境电商涉税信息的报送，行业内各类应对方式乱象丛生，账号风险、税务风险、关务风险、法律风险显著上升。分享中，肖燕律师结合大量行业中形成的市场做法，系统梳理出当前行业四大主流业务架构，逐一对比优劣与适用场景：单店 9810 模式：法定合规路径，报关与资金链路清晰，但实操中海关查验率高、财务与运营成本大，适合 SKU 少、单店铺精品卖家。赛维 1.0 模式（境内开店+集中报关+香港归集）：经上市验证的相对成熟模式，通关、回款、多店铺管理高效，适配铺货、精铺、多店铺品牌卖家，核心争议在于店铺零申报、出口公司集中报关与香港公司利润留存问题。赛维 2.0 模式（店铺公司境外买，境外卖）：可解决零申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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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期分享的是任志军律师代理的深圳市某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某源建设”）诉中国新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新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任律师专注金融法律纠纷及疑难经济纠纷，本案系非典型的“背对背条款”引发的工程款拖欠纠纷，作为小微企业，面对大型国企设置的苛刻付款条件及长达四年的拖延，一度陷入经营困境。任律师精准把握《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及最高法最新司法解释精神，在一审、二审中据理力争，最终不仅获得法院全额支持工程款500万的判决，更在强制执行阶段高效回款，彻底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一、基本案情2021年10月，某源建设与新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某源建设承接盐田某保税区项目的土石方及基础工程。合同约定总工期41天，暂定价款2400万余元。2022年初，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同年9月，双方签署结算单，确认最终结算金额为 3200万余元。然而，在新某公司已支付约85%工程款后，剩余15%（500万）始终未付。新某公司以必须等待其上游发包人（政府单位）完成审计及财政评审后为由抗辩，拒绝向某源建设支付剩余款项。由于政府审计流程漫长且不可控，这笔款项被无限期搁置。2024年10月，迫于经营压力，某源建设委托任律师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某公司立即支付剩余工程款及利息。二、本案的争议焦点及维权难点本案的核心在非典型“背对背条款”的效力以及付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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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建诚律师团队夏世友律师、陶颖律师代理的一起施工单位被发包人起诉工期与质量索赔的建设工程纠纷案件，经一审、二审法院审理后，法院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承担7800万余元的诉讼请求，本文拟通过对该案件进行简要评析，为承包方应对发包方工期、质量索赔纠纷提供一些参考。一、案情简介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A公司（发包人）与B公司（承包人）就广西防城港某广场总承包工程签订《施工合同》，约定B公司承包涉案项目主体建安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一期工程工期580天，二期工程约定总工期445天。2019年6月27日，涉案项目全部楼栋完成竣工验收。2021年8月，双方就案涉工程签订《结算报告书》，确认案涉工程最终造价为207388900元，其中包含A公司向B公司支付工期延误补偿1000万元、赶工奖60万元。后因A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工程款，B公司于2022年3月向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防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生效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前案”），判令A公司向B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因A公司未按生效判决履行付款义务，B公司于2023年向防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此期间，A公司为阻挠执行，多次以被申请人身份、联合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2025年6月，A公司以B公司工期逾期、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向防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工期逾期违约金、质量修复费用等，金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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