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有组织犯罪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辩护逻辑存在明显区别。这类案件往往涉案人数多、卷宗材料庞大，既涉及个罪事实认定，又要对组织属性、成员层级、涉案财产作出综合评判。实务当中，即便有一定办案经验的律师，也容易受固有思维、家属现实诉求、诉讼节奏的影响，出现辩护策略上的偏差。这些偏差不一定是法律适用理解错误，但会直接压缩当事人的辩护空间，甚至造成不可逆的不利后果。结合办理涉黑、涉恶案件的实务体会，现将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八大辩护误区梳理如下，供同行参考。

误区一：以认可黑社会、恶势力组织定性为对价，欠考虑地过早认罪认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有组织犯罪案件，但并不代表可以不加甄别地适用。实务中经常见到，律师在尚未完整阅卷，对组织特征、层级地位还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为争取当下有限的量刑优惠，便劝说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代价是一并认可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恶势力的整体评价。

一旦在审查起诉阶段认可组织定性，该评价会固化在起诉意见书、认罪认罚具结材料当中。后续即便到庭审，想要推翻恶势力或者黑社会定性，难度会显著增加。某些辩护人片面地看到量刑建议给出的从轻幅度，却忽略组织标签带来的从重处罚、涉案财产从严处置、前科评价等长期负面影响。

认罪不等于全盘接受全部指控。针对组织定性、成员地位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应当把争议点以书面形式留存。如涉及组织认定、层级认定，则坚持审慎原则。如无量刑建议上的显著从宽，则慎重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以免在组织性、成员地位存疑的情况下，过早地认罪认罚。

误区二：只辩单笔事实，放弃对组织四大特征的整体抗辩

部分辩护人习惯于把有组织犯罪拆成若干个普通刑事案件，将全部精力投入每一笔个案的罪名、证据抗辩，却忽略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四大特征、恶势力构成要件的整体审查与对抗。

公诉机关指控有组织犯罪的逻辑，是将多起分散的违法犯罪事实归集到所谓“组织意志”之下，以此印证组织特征、行为特征以及危害性特征。如果辩护仅仅反驳个别单笔事实，不去剖析组织是否真实成立这一顶层问题，即便打掉一两笔指控事实，剩余的事实依旧可以用来支撑组织定性，整体辩护效果大打折扣。

有组织犯罪的辩护应当自上而下开展，优先审查组织要件是否成立。针对组织、经济、行为、危害性四大特征，应当单独形成辩护意见，而不是把对组织定性的抗辩，简单依附在单笔事实的质证意见之中。辩护人在对顺位靠前的嫌疑人进行辩护时，应将针对组织定性的抗辩，作为一项不可忽略的固定操作。

以陈某春等16人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案（入库编号2024-04-1-271-001）为例：一审认定各被告人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二审对组织、经济、危害性特征逐一审查后，认定该组织不具有较强经济实力、未形成非法控制，依法改判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撤销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罪名。由此可见，针对四大特征的整体抗辩，可作为争取变更组织定性的抓手。

误区三：忽视财产辩护，只看重人身量刑

办理涉黑恶案件，辩护的重心很容易全部放在刑期长短上面，财产处置问题常常被边缘化。实践中，大量案件存在合法财产和违法所得相互混同，家庭成员、第三方案外人财产被一并查封扣押的情形。如果辩护人全程不介入财产层面的抗辩，等到判决生效之后再试图剥离合法财产，举证难度、救济成本会急剧升高。人身自由的辩护与财产权的辩护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

以入库编号2023-04-1-271-017之罗某升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参考：该案明确涉黑恶案件财产处置应坚持从严处置、依法处置、平衡处置三原则，严格区分财产来源、性质与权属，对有证据证明属于被告人或其家庭成员的合法财产，仅能以属于被告人的部分执行财产性判项；执行顺序上坚持民事优先，先赔付附带民事赔偿与被害人损失，再追缴没收违法所得，最后执行罚金、没收财产。本案为涉黑恶财产处置提供了重要参考。

财产辩护应当作为独立的辩护模块。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就梳理涉案财产清单，区分违法所得、犯罪工具、个人合法财产，及时提交专项的财产法律意见，避免将财产争议全部留到执行阶段再去处理。

误区四：将普通参加者、被临时纠集者，错误按积极参加者辩护

成员层级直接决定量刑区间。刑法及两高两部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区分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恶势力案件同样区分纠集者与普通参与人员。不同层级之间，量刑差距十分悬殊。

在实务中，有些辩护人基于促成认罪认罚等原因，对当事人在认罪认罚时承认属于积极参加者或者骨干成员不持异议，之后却再请求法庭对当事人从轻处罚。这种做法等于先行接受控方对当事人的层级拔高认定，后续从轻只能寄希望于法官自由裁量，可操作空间非常有限。

辩护的优先目标，应当是论证当事人不属于积极参加者。可以从参与频次、主观认知程度、有无谋划指挥行为、是否实际获利、是否属于被裹挟参与等角度展开，论证当事人仅仅属于一般参加者，甚至根本不属于组织成员。在此基础之上，再讨论从犯、坦白等量刑情节。

以入库编号2024-04-1-271-002曾某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曾某仅受他人临时邀约参与一起故意伤害犯罪，一审认定其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二审从是否参加入会仪式或统一装束、是否明知组织性质、有无接受领导和管理、是否参与组织违法犯罪四个维度审查，认定其系被临时纠集、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仅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误区五：混淆“个人犯罪事实”与“组织意志下的犯罪事实”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仅需要对组织意志支配下的组织犯罪承担全部责任。成员出于个人恩怨、私人利益实施，和组织利益无关的行为，属于个人犯罪，不能归责于整个组织，组织者领导者对此不应当承担组织层面的刑事责任。

实务当中，容易不加区分，将全部涉案行为直接推定为组织行为。把成员因私人矛盾、个人私利引发的案件，全部计入组织犯罪事实，以此补强组织的行为特征，变相加重组织者、领导者的责任。

面对每一笔指控事实，辩护人都要做区分审查。重点判断该行为是否体现组织意志，是否为组织谋取利益，是否经过组织的默许或者事后认可。对于纯粹由个人恩怨驱动、利益归于个人的事实，应当把该部分事实从组织犯罪事实当中剥离出来。

以入库编号2023-04-1-271-015区某狮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该案裁判要旨明确了界分组织犯罪与成员个人犯罪的三项标准：是否由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是否基于组织意志实施；是否为了组织利益实施。组织成员仅为个人利益、在组织意志之外实施的违法犯罪，不计入组织犯罪事实，组织者、领导者不承担刑事责任。

误区六：过度寄希望于口供，忽略客观证据对组织特征的击破

口供在有组织犯罪案件当中固然重要，但辩护不能完全建立在当事人、同案被告人的言词供述之上。部分辩护人将主要工作重心放在推翻口供，却忽视聊天记录、银行流水、人员参与记录、合同书证等客观证据。

组织特征不能仅仅依靠言词证据予以证实。很多案件中控方证明组织稳定，依靠的仅仅是同案被告人概括性的表述，比如“我们经常在一起做事”，缺少客观证据印证稳定架构、固定分工、经常性纠集。仅仅争取推翻口供，一旦多名同案供述相互印证，辩护很容易陷入被动。

应当把客观证据作为辩护重要突破口。通过核对通讯记录、资金流水、每起事实的参与人员名单，证明涉案人员属于临时纠集、人员松散，不存在稳定的组织架构，以此反驳单纯依靠言词证据搭建起来的组织认定体系。

误区七：审查起诉阶段放弃对组织定性的异议，寄希望于审判阶段翻盘

审查起诉阶段，是变更组织定性的黄金窗口期。有的辩护人存在一种心态，认为就算提出异议，也很难改变起诉的结果，于是不在该阶段针对组织特征、恶势力评价提交正式书面意见，把全部争议都留到法庭审理阶段。

但司法实践中，一旦公诉机关已经形成起诉意见，将案件以涉黑、涉恶移送法院，想要在审判阶段推翻组织定性，难度极大。如果审查起诉阶段没有书面留痕，没有充分向检察机关展示证据矛盾与法律争议，等到审判阶段再提出颠覆性的抗辩观点，很容易被理解成单纯的庭审抗辩，辩护力量被大幅削弱。

要重视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的价值。针对组织定性、层级认定、事实认定问题，提交专门书面意见，把证据矛盾、法律争议在起诉之前充分暴露，争取不起诉、变更定性、删减指控事实的机会，而不是将全部希望押在庭审。

以吴强等敲诈勒索、抢劫、故意伤害案（入库编号2022-18-1-229-001）为例：控方将仅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集团升格指控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缺乏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公然性与强迫压制性，最终仅按普通犯罪集团定罪量刑。组织定性并非不可撼动，但此类抗辩必须围绕公然性、组织意图等构成要件逐项展开、尽早书面留痕，寄希望于庭审临场翻盘并不可取。

误区八：忽视案外人合法财产的异议权利

有组织犯罪案件查封范围广，查封措施常常波及配偶、子女、合作第三方等案外人的财产。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服务对象是本案被告人，很容易忽略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救济路径，没有提示家属以及案外人可以独立行使财产异议权利。

需要注意，案外人的财产异议，不能由被告人的辩护人直接代为主张权利，必须由利害关系人自行提交异议材料以及权属证据。如果错过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异议窗口期，涉案财产随着生效判决进入执行程序，案外人再提起执行异议，时间成本、举证难度都会明显上升。

辩护过程中应当做好风险提示与程序指引，告知家属、利害关系人独立的异议救济渠道，指导其收集产权证明、交易记录、资金来源等证据，在涉案财产尚未被生效判决确认没收之前，及时行使异议权利，保护善意案外人的合法财产。

以史广振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入库编号：2022-18-1-271-002）为例，该案明确：涉黑案件审理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进行调查，案外人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其意见，确有必要的可以通知其出庭，以查明相关财物权属。在该案，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查扣史广振前妻王某某房产一套，王某某提出了异议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最终，王某某针对该房产的异议得到了法院采纳，故该房产并未作为涉案财物处置。因此，案外人财产异议具有明确的程序保障，切记依法及时主张并注意举证。

综上所述，以上八大误区，根源在于忽略了有组织犯罪辩护的特殊性，从而导致辩护方案与有组织犯罪案件辩护的需要产生偏差。有组织犯罪案件辩护，不能照搬普通刑事案件的办案思路，不能只盯着个罪罪名和刑期。辩护工作既要敢于抗辩，也要讲究策略方法，立足证据裁判原则，综合考量定性、事实、层级、财产各个维度，才能够真正实现有效辩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参考资料：

【1】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04-1-271-001之案例

【2】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3-04-1-271-017之案例

【3】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04-1-271-002之案例

【4】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3-04-1-271-015之案例

【5】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2-18-1-229-001之案例

【6】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2-18-1-271-002之案例

本文作者

谢宜峰律师 卓建律师事务所刑事委委员

专业领域：有组织犯罪辩护、知识产权刑事辩护、计算机网络刑事辩护、食药环刑事辩护、涉企业刑事辩护及合规治理、营商家族及企业家刑事风控

社会职务：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深圳市福田区法治建设及重大行政决策法律专家库专家、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广东省律师协会经济犯罪辩护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领军人才专题培训班（第一期）学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深圳校友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深圳校友会法学分会理事

（卓建律师名片）

来源|谢宜峰

审核|陈曦尧、品宣部

编辑|卓小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