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一组颇具张力的裁判反差：境内国家工作人员经纪委、监委或单位电话通知前往谈话，即便到案后全程配合，并主动供述大量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也常常因欠缺“自动投案”这一核心要件，最终只能被认定为坦白；而案发后潜逃境外的在逃人员，经劝返、规劝或者主动回国后，反而更容易被评价为自动投案，进而成立自首并获得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

为厘清职务犯罪自首认定中的裁判分歧，本文选取万某同案、鄢某案两则尺度差异较为明显的境内典型案例，结合境外逃犯劝返归案的裁判规则，对比研判不同归案方式对自首认定和量刑从宽的影响。

文章并结合《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修正“同种余罪一律不能成立准自首”的传统片面认知，进一步剖析当前司法裁判尺度摇摆、量刑激励倒挂的制度风险，并从统一实质判断标准、分层量刑评价、规范裁判说理及辩护实务应对等层面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司法裁判及合规辩护提供实务参考。

一、问题缘起：境内判例尺度分歧与境内外裁判反差

《刑法》第六十七条确立了自首的“双要件”标准，即“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其中，“自动投案”的核心在于行为人自愿将自身置于国家追诉之下，体现出“能逃而不逃”“可避而不避”的主观主动性。

从规范文本看，该标准本无境内、境外之分。然而，在职务犯罪司法实践中，自首认定却呈现出两层张力：一是境内约谈到案案件内部，不同判例对纪委、监委通知到案的主动性把握存在松紧差异；二是境内约谈到案整体偏严，而境外归案整体偏宽，进而形成一种较为明显的宏观二元口径。

（一）境内双样本对比：万某同案与鄢某案的裁量差异

1.万某同受贿案（入库编号：2025-03-1-404-006）：刚性从严，完全否定自动投案

被告人万某同系事业单位负责人。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受贿事实，并制定抓捕方案。因万某同时外出，办案机关遂由单位纪检部门以“核实问题”的名义电话通知其返回单位。万某同到场后即被采取留置措施。到案后，其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已掌握的部分线索，并进一步交代了数百万元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受贿事实。

法院裁判认为，监察机关事前已经锁定犯罪线索并部署抓捕，电话通知只是降低办案阻力、便利控制到案的程序性安排。万某同基于公职身份和组织管理关系，负有服从单位及纪检通知的义务，其到场行为更接近于履行工作和纪律义务，而非主动向办案机关投案，不具备自愿接受刑事追诉的主观目的。因此，其归案属于被动到案，不成立一般自首。

同时，由于其供述内容均属同种罪行，且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线索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在相关司法解释框架下亦难以认定为准自首，最终仅被评价为坦白。

2.鄢某受贿案（2025年3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定性从严，但在量刑环节适度软化

鄢某接到县委电话通知，前往组织部门“研究工作”。其到达现场后，随即被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到案后，鄢某不仅交代了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约100万元受贿事实，还主动供述了监察机关完全没有掌握的1000余万元同种受贿事实。

法官在量刑说理中进行了两层递进评价：

第一，本案仍不满足自动投案要件，不能认定自首。鄢某系按照组织工作安排到场，并非主动向监察机关投案；其到场后即被控制，归案过程不具备自首所要求的主动性。

第二，虽然不能认定自首，但应当充分评价其到案后主动供述大部分未掌握同种罪行的实质价值。参照“两高”相关量刑指导意见，对于办案机关仅掌握少量犯罪事实，行为人到案后主动交代大部分未掌握的同种罪行，且供述内容对定案证据收集、案件事实查清起到关键作用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较大幅度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在量刑环节对其供述价值给予了实质性优待。

两案核心差异可概括如下：

从上述两案可以看出，境内职务犯罪自首认定的基本立场仍然偏严，但裁判思路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精细化：对于“自动投案”的认定依然守住较高门槛，但对于到案后主动供述大额未掌握同种余罪的行为，部分裁判开始通过量刑从宽加以实质评价。

（二）宏观反差：境内从严与境外从宽并存

即便鄢某案在量刑环节有所放宽，境内约谈到案人员的从宽上限通常仍只是“坦白基础上的较大幅度从轻”，难以触及自首所附随的法定减轻处罚空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部分潜逃境外人员在被引渡、遣返之前，经规劝或者自行回国投案，往往更容易被评价为自动投案，并据此成立自首。

这便形成了一种容易引发争议的制度观感：一边是境内公职人员接到纪委、监委或组织通知后即到案，全程无逃跑、无对抗，却只能认定坦白；另一边是长期潜逃境外、消耗大量跨境追逃资源的人员，只要最终归国，反而可能获得自首减档优惠。

在境内判例已经出现“定性从严、量刑略松”的微调趋势下，境内外归案方式所引发的量刑激励结构性失衡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反思。

二、规范溯源：境内外裁判松紧分化的底层逻辑

（一）定性从严的制度根基：通知到案长期被推定为被动归案

1.公职人员隶属管理关系压缩自主选择空间

国家工作人员负有服从组织管理、接受纪委监委谈话和调查的纪律义务。拒不到场，可能被评价为对抗组织审查，并进一步引发纪律处分乃至强制措施。正因如此，司法裁判通常认为，在此种组织约束和纪律压力之下的到场行为，更多体现为履行公职人员的纪律义务，而非自主选择认罪、主动接受刑事追诉。

特别是在行为人到场时仅知晓系“核实问题”“研究工作”或者“组织谈话”，而并不明确知道自己即将被刑事追诉的情况下，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自动投案所要求的“自愿性”，本身就存在较大疑问。万某同案正是这一标准刚性适用的典型样本。

2.防止自首认定泛化

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核、调查往往依托约谈、电话通知、组织谈话等方式启动。如果放宽尺度，将“随传随到”一律认定为自动投案，就可能模糊被动接受核查与主动投案之间的制度边界，也容易与反腐败从严惩治的基本导向发生冲突。因此，法院长期以来对纪委、监委通知到案情形下的自首认定保持高度审慎，具有一定制度合理性。

3.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对准自首的扩张

实务中长期存在一种较为简单化的认识，即“同种余罪一律不能成立准自首”。但结合相关规范演进，尤其是《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这一认识需要作出修正。

该条的核心意义在于：有关组织或者办案机关掌握的涉案行为尚未达到犯罪程度，行为人到案后主动交代同种犯罪事实，且其交代事实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以自首论。换言之，该规则并非否定同种余罪成立准自首的可能，而是为“已掌握线索尚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案件预留了自首评价空间。

由此可见，境内电话通知到案人员并非完全没有自首通道。关键在于，已掌握线索是否达到刑事追诉标准。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纪委约谈到案一律不能成立自首”的制度刚性，也为境内公职人员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提供了更清晰的正向激励。

（二）境外归案宽松化的治理政策逻辑

境外人员较容易被认定为自动投案，并非完全没有其政策逻辑。跨境追逃涉及国际司法协作、引渡、遣返、资产查控等复杂程序，成本高、周期长、不确定性强。外逃人员身处境外，客观上具有更现实的逃避追诉空间。如果其选择主动回国，确实可以被评价为放弃逃亡、接受追诉。

此外，追逃追赃一体化工作还需要通过一定量刑优惠，撬动境外赃款追缴、促使外逃人员主动归案。因此，政策层面对归国投案行为给予正向评价，具有一定治理必要性。

问题在于，政策激励不能突破刑法评价的公平边界。境内、境外虽然可以形成差异化规范路径——境内主要依靠司法解释拓宽准自首通道，并在坦白框架内优化量刑梯度；境外则更多依托一般自首制度直接认可归案主动性——但二者之间的评价落差不宜过大。否则，便可能形成“境内配合不如先逃再回”的负面激励。

三、制度风险：两层裁判尺度引发的新旧矛盾

（一）境内判例松紧不一，裁判标准仍有不确定性

万某案体现的是刚性从严，鄢某案则体现出量刑层面的适度放宽。二者并不必然矛盾，但在实务适用中，确实可能造成裁量尺度的不确定。

例如，办案机关未掌握余罪占总犯罪事实的比例达到多少，才足以触发较大幅度从轻？普通纪检谈话与以“研究工作”为名的约谈，是否应当在主动性评价上有所区分？行为人到场时是否明知自己即将面临刑事追诉，应当如何查明和证明？目前尚缺乏统一、细化的裁判规则，容易依赖法官自由裁量，进而产生同案不同判的风险。

更深层的争议在于：纪委谈话首先属于纪律审查程序，尚未必然等同于刑事追诉程序。若直接将服从纪委谈话等同于“被控制后的被动归案”，可能会模糊纪律审查与刑事追诉之间的程序边界。越来越多实务观点认为，不宜对纪委、监委约谈统一推定为刑事抓捕程序，而应重点审查行为人到场时是否明知即将被刑事立案、是否存在真实的自主选择空间，不能仅以通知主体为纪委或监委便当然否定投案自愿性。

（二）境内尺度微调难以完全抹平境内外量刑激励倒挂

即便鄢某案开启了坦白量刑从宽的微调路径，境内涉案人员的从宽上限通常仍是坦白基础上的较大幅度从轻；而境外人员一旦被认定为自动投案，则可能成立自首并获得减轻处罚的法定空间。

这就容易形成一种负面预期：安分配合组织核查，只能获得坦白优待；先行潜逃境外，再经规劝回国，反而可能换来自首减档。这种激励倒挂问题，难以仅通过境内量刑微调彻底消解。

（三）境外案件存在单向评价倾向，潜逃负面情节评价不足

在部分境外劝返案件中，裁判说理更重视“回国悔过”“主动归案”“配合追赃”等正向情节，而对潜逃期间转移资产、串供毁证、长期逃避调查、消耗巨额跨境追逃资源等负面情节评价不足。

如果只奖励“回头”，而不充分评价“逃跑”的危害，就可能进一步放大量刑不公的观感。因此，境外归案案件既要评价其主动回国的正向意义，也应充分评价其潜逃行为本身对司法秩序和追逃追赃工作的负面影响。

平衡路径：统一实质判断标准，理顺纪法衔接下的自动投案认定

（一）对纪委、监委电话通知到案，建立“双阶审查模式”

第一步：实质审查自动投案，破除“纪委通知=被动归案”的一刀切推定

对于纪委、监委电话通知到案案件，不宜简单以通知主体决定自首成立与否，而应根据案件背景、线索掌握程度、是否已有留置或抓捕预案、行为人到场时的主观认知等因素进行实质审查。

可以区分两类场景：

第一类是万某同案类型。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掌握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犯罪线索，约谈本身配套留置、抓捕预案，行为人到场后即被采取强制措施，且其对于调查指向具有一定认知。在此情形下，归案行为通常缺乏自愿性，不宜认定为自动投案。

第二类是可适度放宽审查的情形。有关组织或者纪检监察机关仅开展一般性纪律核查，仅掌握违纪线索或者尚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线索，并无明确留置、抓捕方案。行为人到场后主动交代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刑事犯罪事实的，应当结合《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审查是否可以成立准自首。

这一思路的核心，是将判断重点从“谁通知到案”转向“到案是否具有实质自愿性”，从而避免机械适用“纪委通知一律不算自动投案”的严苛规则。

第二步：统一细化坦白量刑梯度，固化鄢某案的从轻规则

对于确实不能成立自首的案件，也应在坦白框架内建立更具可操作性的量刑梯度。尤其是行为人到案后主动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额同种余罪，且该部分事实占总犯罪事实的主要比例时，应给予明显高于普通坦白的从宽评价。

具体而言，可以将未掌握犯罪事实占比、未掌握金额占比、供述对证据收集的实际贡献等因素，作为量刑从宽的重要参考。比如，在未掌握金额占总金额70%以上，且供述稳定、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案件查清具有实质推动作用的案件中，原则上应给予明显高于普通坦白的从宽评价。

当然，比例标准不宜机械化适用，还应结合供述时间、供述稳定性、证据补强价值、退赃退赔情况、认罪认罚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但通过明确裁量参照，可以减少同案不同判，稳定实务预期。

（二）境外归案人员实行分层双向评价，避免“回国即自首”

对于境外归案人员，也不宜简单形成“只要回国即认定自首”的宽松惯性，而应根据归案主动性强弱、外部压力大小和潜逃负面情节进行分层评价。

可以考虑建立四级分档规则：

同时，境外案件还应单独评价潜逃时长、赃款转移、证据毁损、串供风险、追逃资源损耗等负面情节，实现“潜逃从重、归案从宽”的双向对冲。不能只评价归国行为的正向意义，而忽视逃避追诉本身的负面影响。

（三）充分适用准自首新规，拓宽境内配合人员的正向激励通道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重要价值，在于为仅掌握违纪线索或者尚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纪委、监委约谈案件，预留了准自首认定空间。

因此，实务中应严格落实该条规定：如果有关组织或者办案机关仅掌握涉案金额不足3万元的违纪、违法线索，行为人到案后主动供述绝大部分受贿、贪污等犯罪事实，即便其到案形式并非典型主动投案，也可以依法以自首论。

这一规则既能拓宽境内职务犯罪案件的自首认定入口，也能对冲“纪委约谈难以成立一般自首”的制度刚性，从而完善境内公职人员悔过、配合、交代问题的正向激励体系。

（四）辩护实务启示：从形式争辩转向实质论证

对于职务犯罪案件辩护而言，不能仅围绕“是否接到电话通知”“是否到场后被留置”“是否系纪委、监委通知”等形式要素展开争辩，而应将论证重心转向归案自愿性、线索掌握程度和供述实质贡献。

具体而言，辩护人可以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审查办案机关或者有关组织事前掌握线索的程度。若已掌握线索尚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应积极主张适用《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以准自首论。

第二，论证行为人到案时的主观认知和自主选择空间。如果到案前仅系普通组织谈话、纪律核查，且行为人并不明知即将被留置或者刑事追诉，应避免被简单评价为抓捕前置下的被动归案。

第三，突出主动供述未掌握事实的比例和价值。对于办案机关仅掌握少量事实，而行为人主动交代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应重点论证该供述对案件查清、证据收集、追赃挽损的实质贡献，争取明显高于普通坦白的量刑优惠。

第四，将认罪认罚、退赃退赔、配合追赃、稳定供述等情节与自首、准自首或坦白从宽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从宽评价体系，而非孤立主张某一单一情节。

换言之，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与坦白辩护，已经不能停留在“到案形式”的表层，而应转向“归案主动性+线索掌握程度+供述贡献价值”的综合论证。

结语

自首制度的本源目的，在于引导涉案人员尽早悔过、主动归案、如实供述，并降低国家追诉成本。职务犯罪案件中，自首认定固然要坚持反腐败从严惩治导向，防止自动投案标准被过度泛化，但也不应因归案方式的形式差异，造成实质上不公平的量刑激励结构。

较为妥当的路径，是锚定“归案自愿性”这一核心审查标准，兼顾纪律审查与刑事追诉之间的程序边界，对境内纪委、监委通知到案案件进行实质化审查；同时，对境外归案人员进行分层、双向评价，既肯定其回国接受追诉的积极意义，也充分评价其潜逃行为造成的负面后果。

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消解“不逃吃亏、潜逃再返更有利”的激励倒挂，让主动配合组织核查、积极交代问题的公职人员获得合理的正向法律评价，也让追逃追赃政策激励始终运行在刑法公平原则的边界之内。

本文作者 

陈曦尧律师   卓建律所合伙人. 

专业领域：刑事辩护、刑事控告、刑事危机应对、企业反舞弊合规。

(卓建律师名片）

来 源｜陈曦尧

审核｜王平聚、品宣部

编辑｜卓小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