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在建设工程领域，因转包、违法分包或挂靠（两包一挂）等行为导致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屡见不鲜。但合同无效后，实践中存在两个紧密关联且极具争议的问题：其一，合同中约定的“管理费”条款是否还有效？其二，转包人、被挂靠人是否还有权收取这笔费用？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是”或“否”作答，这不仅关系到合同双方的经济利益，牵扯到对多重复杂法律关系的审视，更涉及对违法行为的基本态度与司法价值的平衡与导向。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主流观点、团队承办的案例以及最新的建工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这两大问题进行梳理，提出合理化建议供读者参考。二、什么是“管理费”在讨论能否得到支持之前，首先需明确建设工程合同中“管理费”的内涵。“管理费”并非一个单一的法律概念，其性质因合同背景和合同相对方真实意图的不同而存在本质差异。根据费用承担的主体和目的，广义的管理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次：（一）建设单位（业主）管理费财政部《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财建〔2016〕504号）第五条规定：项目建设管理费是指项目建设单位从项目筹建之日起至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之日止发生的管理性质的支出。包括：不在原单位发工资的工作人员工资及相关费用、办公费、办公场地租用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固定资产使用费、招募生产工人费、技术图书资料费（含软件）、业务招待费、施工现场津贴、竣工验收费和其他管理性质开支。（二）施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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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下，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构成了企业发展的核心双引擎。然而，每种融资工具都附着其独特的法律权利、义务与风险结构，若认识不足或处理失当，融资行为可能从“赋能剂”异化为“控制锁”乃至“致命毒药”。本文旨在构建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首先厘清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基本法律逻辑与核心风险谱系；其次，通过典型化案例分析，深度剖析对赌协议、公司控制权争夺、无限连带责任等关键风险点的生成机理与破坏性后果；最后，从企业生命周期、谈判策略、制度构建等多维度，提出一套前置性、过程性与补救性相结合的全流程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融资法律风险管理的核心目标，并非单纯规避风险，而是在认知风险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创始人权益与投资人利益的动态平衡与可持续增长。一、引言企业融资活动，本质上是资源与风险在时间维度上的重新配置。在“融资难、融资贵”的宏观语境下，中国企业，尤其是创新创业型企业，对资金的渴求空前强烈。然而，实践中普遍存在“重融资额度、轻法律条款”、“重短期资金注入、轻长期权责影响”的认知偏差。许多企业家将融资协议视为一种“格式合同”或“过场文件”，未能充分理解其背后复杂的法律构造与可能引发的深远后果。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大量纠纷的产生：创始人因对赌失败而倾家荡产，因控制权旁落而悲情出局，或因不当担保而陷入个人财务危机。这些案例不仅摧毁了企业本身，也严重挫伤了创业生态的健康发展。因此，从法学与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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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露韦美起诉宇树科技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二审正式审结，闹得轰轰烈烈的一场“专利狙击闹剧”正式落幕，最高法在（2025）最高法知民终756号判决书尾部的殷切嘱托更是直接完成了案件定性以及风光大葬，继十年前某民间科学家在行政诉讼中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赔偿“机遇损失、名誉、无形资产损失和经济损失1000亿元”（行政诉讼费便宜）、2025年某公司起诉1200亿诉讼费6个亿（再也找不到后续消息，大概率没交）之后，专利圈再次迎来自己的耶路撒冷(不是)。该案二审判决中写明“露韦美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从案外人处获得涉案专利权，其并未实际制造、销售专利产品，经营范围也与涉案专利技术明显无关。其在短短5天之后，即于7月1日对宇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起诉状中声称宇树公司侵权获利高达数千万元，但其一方面仅主张500元的赔偿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又要求“以人民法院审计为准”。二审中，露韦美公司在一审已经认定宇树公司不构成侵权、其诉讼请求被判决驳回的情况下，请求本院先行判决宇树公司赔偿8000万元，并以此作为赔偿诉讼请求数额，但二审询问结束后仅一天又以书面方式确定为500元。露韦美公司在一、二审中的前述行为可谓既精心算计、又反复无常，其意一方面在于规避其主张高额赔偿诉讼请求需要交纳的案件受理费，另一方面在于给对方当事人施加额外的诉讼压力。露韦美公司的上述诉讼行权行为有违诚信原则，本院予以谴责。”面无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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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地产调控背景下，部分开发商为规避商品房销售价格备案制度，采取将房屋总价拆分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装修合同》分别签署的销售模式。此种“双合同”安排在形式上是两份独立协议，但在法律上通常被认定为构成一个具有紧密经济关联的整体交易。当交易出现履行障碍时，其解除机制相较于标准《商品房买卖合同》更为复杂，核心在于穿透形式上的合同分离，处理其实质上的经济与法律一体性。本文旨在聚焦“双合同”模式下解除交易所独有的法律问题与操作特点。一、解除范式的根本原则：整体性解除处理“双合同”解除的首要前提，是确立“整体性解除”的范式。这与标准单一合同解除形成根本区别。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认为，两份合同共同服务于购买“精装修房屋”这一单一合同目的，在经济与法律上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任何成功的解除路径都必须指向对两份合同的一并处理。仅主张解除其中一份合同（如仅解除《买卖合同》并要求返还房款，或仅解除《装修合同》要求返还装修款）的诉求，通常难以获得支持，因为这违背了交易的经济实质，且可能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二、解除前提的司法认定：合同关联性的证明在主张解除前，购房者须首先在法律上成功地将两份合同“捆绑”为一个整体交易。这也是启动任何后续解除主张的基础。法院认定关联性的核心考量因素包括：签订时间的同一性与过程的连贯性：两份合同是否在相同语境、相近时间点（如同时）签署，签约过程是否被宣导为一个完整的购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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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27日，国务院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国发〔2025〕14号），将生态环境的治理焦点再次拉到固体废物治理领域。工业固废是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中的重要一面，工业固废合规是企业环保合规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与危险废物的“高压”监管态势不同，笔者发现很多产废单位往往将合规的重心放在危险废物上，而忽视了一般工业固废的合规管理，甚至部分企业将一般工业固废视为“普通垃圾”，“一卖了之”，从而在一般工业固废的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和处置环节产生管理盲区和合规风险，导致很多企业因一般工业固废管理不当而受到行政处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甚至被迫承担刑事责任。近年来多地发生的固废非法倾倒填埋事件，也主要集中在一般工业固废领域。事实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合规管理，绝非简单的“一卖了之”，而是一项贯穿企业生产运营始终的系统性工程。它要求产废单位树立主体责任意识，将环境合规要求内化为日常管理的每一个细节。从精准分类、规范贮存，到审慎委托、闭环跟踪，每一步都离不开制度的建设和责任的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及固废相关政策、标准和技术规范，对一般工业固废建立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任何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连锁式的法律后果。笔者从环境合规的角度，根据《固废法》、生态环境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指南》(环办固体函【2026】18号)等固废相关政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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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介2018年10月，刘某与铭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刘某以3000万元购买铭某公司厂房及包括废钢破碎生产线、预碎机、门式剪断机在内的设备，价款通过双方职工账户转账支付，铭某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合同签订后，刘某实际占有并使用案涉设备及厂房。2019年4月，力某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某公司）因设备买卖合同纠纷起诉铭某公司，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法院查封案涉三台设备。力某公司胜诉后申请强制执行，刘某以其系设备所有权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因证据未能充分佐证交易真实性及设备对应关系，异议被驳回。刘某遂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设备所有权并排除执行。二、裁判要旨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刘某与铭某公司的《买卖合同》签订于查封前，刘某提交的转账凭证、收款收据、证人证言等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3000万元价款已实际支付。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动产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法院查封前刘某已实际占有、使用案涉设备，应认定所有权已转移至刘某。力某公司对铭某公司仅享有债权，无设备所有权，不能对抗刘某的合法所有权。力某公司主张交易价款低于市场价，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刘某对案涉设备享有所有权，不得执行该设备。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某已满足排除执行的全部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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